对个人进行赋权，让具有不同利益和价值偏好的个人获得参与数据治理体系的空间，可以使这一治理体系更具灵活性。

它们其实是由人身立法等名词和单汉字名词权结合形成的复合名词。这些学者或著作倾向于认为：权利、权力是两个不同概念，权利概念的外延不包括权力。

可能的办法包括像当代日语法学那样放弃权利权力统一体意义上的权利概念，也可以像笔者一直主张的那样，将权利权力统一体称为法权，同时在与我国宪法、法律接轨的意义上使用权利概念。1.像20世纪中叶前一样，当代汉语法学仍然视权利为法学基本研究对象。[[5]]德国人莱布尼茨将法学定义为权利之学问，耶林著书《为权利而斗争》，指明了应当尊重权利的原因。对于后者，马克思说过：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50] 做此判断主要依据的参考资料：森泉章（関东学院大学）：『法學』，有斐閣1993年版。

按后一种说法，似乎权力与权利冲突，权力就应该退让、服从和服务于权利保障的需要。当代中国不同于20世纪中叶之前各国的最基本情况，是经济上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与此相联系的政治实践是强大的公共机构起主导作用并在经济领域实行宏观调控。没有数学，这个世界会荒凉许多。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种研究方法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但由于科学发展的局限，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人们从事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定性研究方法，而定量研究方法虽然也采用，但规模有限，尤其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更是如此。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是我们的物理世界观。实证主义法学的这些特性与数学的特性密不可分。所以，要理解实证主义法学，就必须从数学角度进行解读。

像牛顿这样的大数学家研究神学比研究科学花费的时间还要多，试图用科学现象证明上帝的存在，一生除发表《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光学》等科学著作，还留下五十多万字炼金术方面的手稿和一百多万字神学方面的手稿，甚至把研究神学视为自己生活的主轴。在现今的中国，对法律现象进行量化分析已经很普遍，每年都有许多学者在做不同部门、不同行业的法律指标编制，这对促进我国的法治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三）实证主义法学大多重视逻辑分析方法 逻辑分析方法是分析哲学采用的最主要的哲学方法。自那场产生了现代科学的伟大革命以来，人们一直希望创建一门能与自然科学并驾齐驱的关于社会的科学。该书对犯罪进行了统计学方面的研究，在当时的法国颇有影响。毕达哥拉斯的哲学离不开数学，柏拉图的哲学离不开数学，笛卡尔的哲学离不开数学，实证主义哲学也离不开数学，建立在实证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实证主义法学当然也离不开数学。

从这个角度来说，数学在科学中居于核心地位，因为没有数学，科学中的量化表达就无法做到，科学的可测量性就无法实现。二、从定性到定量是法学研究走向科学化的关键 数学化是近现代科学发展的一大趋势，也是近现代科学取得重大成就的关键。哈特认为司法决定过程从本质上讲是理性的事业，主要依赖的是演绎逻辑，直觉所起作用不大。柏拉图用几何学构造了整个宇宙世界，因此，在柏拉图的心目中，上帝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几何学家、数学家。

水、火、气、土四元素的生成是由于神赋予它们最好的几何图形，即用两种直角三角形，一种是正方形的一半，另一种是等边三角形的一半，由这两种三角形的不同组合产生四面体、六面体（正立方体）、八面体、十二面体和二十面体等五种正多面体。古希腊许多哲学家都是科学家，甚至是数学家，如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毕达哥拉斯、阿那克萨哥拉、德谟克利特、芝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

近代科学的历史，就是逐渐摒弃上帝和恶魔，从而将关于光、声、力、化学过程以及其他概念的模糊思想转变为数量关系的历史。数学是理性的化身，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数学都起到了引领作用。

其次，宗教为近代科学数学化设置了背景。在对实证主义法学进行数学分析时必须对实证主义法学概念作一界定。古希腊的科学是理性的科学、自由的科学和纯粹的科学，是非功利的科学。认为定性研究与质化研究、质性研究和质的研究是不同概念的学者，仍然是在哲学层面、思辨层面界定定性研究。科学区别于伪科学的显著特征在于，首先，科学知识具有可重复性:同一现象可以重复研究，最好是通过独立的研究来进行。最有名的是数学家欧几里得，有学生问欧几里得研究几何学有什么用处，欧几里得马上对身边的奴隶说:给他三个钱币，因为他想在学习中获取实利。

我们从实证主义法学的观念中就可得到佐证:如果试图将法理学变成一种科学，也即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我们只有观察在现实中人们通常是如何使用‘法一词的，以及观察该词指称的对象是怎样存在的。作为一个重要的法学流派，实证主义法学在数字时代的发展前景会更加广阔。

正因为如此，波普尔才认为柏拉图是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为代表的近代科学的奠基人，柏拉图的宇宙生成的几何结构理论是现代宇宙论的基础。但令人惊叹的是，所有自然现象的规律都可以从牛顿的运动定律和引力定律中推导出来，以前认为天空中不遵纪守法的彗星，现在通过牛顿的科学理论竟然算出了运动轨迹和运动周期。

诚如季卫东教授所言:他通过把定性问题转化为定量问题的研究战略，排除了文化、人性及其他一切规范性前提。布莱克是实证主义法学的一员大将，在《法律的运作行为》一书中，他像研究自然现象那样研究法律现象。

哈特在对待法律与道德分离问题上就持软化立场，前人认为是必然分离，他认为是可以分离。牛顿的科学理论把上帝赶得无处躲藏，因为人之外的世界好像只是一部巨大的机器:上帝好像在存在中被清扫出去了，除了那些无边无界的数学存在之外，他似乎无处安身。赫尔曼·柯亨把数作为纯粹思维的产物，而纯粹思维利用数学和逻辑创造对象世界。好的研究问题的方法各个学科是可以相互借鉴的，定量方法就是如此。

即便在祛魅成功的今天，迷信依然统治不少人的思想。这是古希腊人用定量方法研究自然科学、研究哲学的实例，研究法学的实例也有，如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就是对当时希腊150多个城邦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写出的，有定量研究的意味。

实证主义方法对社会科学影响非常大，对法学的影响同样如此。一种理论往往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跟踪调查，通过分析归纳数以万计的统计数据而得出。

气和火是轻性的，天然位置在天空，往天空运动就是回归其天然位置。可以说，牛顿的理论体系在物理解释方面是不过关的，因为牛顿对引力这一概念的物理本质解释不清，无法取得科学家的认同。

柏拉图是哲学家，他给数学注入了哲学的品性，而这种品性恰恰是数学在发展过程中亟待需要的。弗雷格将数学建立在逻辑基础之上，使之从逻辑上彻底脱离感性经验和心理活动。因此，一个学科必然就其对象实际上是什么来加以描述，而不是从某种价值观念或标准出发来判断对象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凯尔森继承柯亨的衣钵，尝试用逻辑公理化的方法建立法律规范的逻辑。

笛卡尔在思想史上最有名的一句话无疑要数我思故我在。他们并不热衷于把在探索未知世界中获得的知识用于日常的功利目的。

解释方法采用的是亚里士多德以往使用的物理上的可解释性，是一种旧有的研究路径。苏格拉底讨论的一大主题是如何为伦理道德下定义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对各国宪法进行了搜集，并作了比较研究。菲利早在法国留学期间就曾著有《法兰西1826—1879年的犯罪之研究》一书。